坂本龙一：《末代皇帝》
    坂本龙一，195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日本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1988年，他为电影《末代皇帝》创作的配乐获得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21世纪后，坂本龙一专注环保、反战题材创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他曾举办线上音乐会，用武汉生产的乐器，为中国祈福。
    参与电影《末代皇帝》的拍摄工作，对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与贝托鲁奇导演一起工作相当有趣，每天都过着紧凑的生活。
    我第一次见到贝托鲁奇导演是在1983年的戛纳影展上，那一年《俘虏》入选为影展的竞赛片。通过大岛渚导演的介绍，我跟崇拜的贝托鲁奇导演寒暄过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了拍摄《末代皇帝》的事，比如说他想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然而困难重重之类的话题。在喧闹嘈杂的宴会会场里，我们就一直站着，听他说了快一个小时。我觉得这部片的拍摄工作似乎非常有趣，不过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参与。
    我大概是在3年之后受邀出演。工作团队似乎费了很大一番工夫取得拍摄许可，总算在1986年于北京紫禁城开拍，过了3个月后，我也加入了拍摄的行列。
    其实在开拍之前，我已经拿到剧本读过了，里头有一幕剧情让我怎么样也无法接受。剧本里写着，我所饰演的甘粕正彦切腹而死。到了拍片现场后，我很固执地不愿配合，心里觉得：“虽然我很希望出演这部电影，但是切腹实在令我相当反感。对日本人来说，切腹是多么的可耻。”于是，我拼命说服导演：“一提到日本人，就会联想到切腹。像这种刻板印象，你应该也觉得很丢脸，而且你在全球的影迷也应该不会接受吧！”
    甘粕曾经在法国待过两年多，在当时是个相当时尚的男子。我向导演恳切地拜托：“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切腹？拜托改成用自尽吧！”贝托鲁奇导演也知道甘粕是一位时尚的男子，而且在电影里，甘粕的办公室墙壁上还有着未来派的画。最后，我坚持地表示：“是要选择切腹？还是要选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剧情，我马上就回日本。”我似乎是让贝托鲁奇导演伤透了脑筋，结果剧情还是改成甘粕举自尽。不过，实际上，甘粕是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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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拍片现场当天，我与饰演溥仪的尊龙第一次见面。所有人已经拍了3个月左右，每位演员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他对我说：“你是日本派来的幕后黑手甘粕，是我的敌人，片子没拍完，我不会跟你说话。”我当时是带着吊儿郎当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还是成天说笑，态度轻浮。甘粕的角有一场重要的戏，要对着皇帝说：“你只不过是个傀儡，是我们日本的玩偶。”于是，导演就来警告我：“一星期后要拍这一场戏，你在那之前都不准笑，去想想天照大神。”大概是我平常太过吊儿郎当，导演已经看不下去了吧。在这之前，每天晚上拍摄工作一结束，我都会和大家去吃饭，一起去玩，但是经过了这次的事，就没有人来我出去了。
    接下来，实际拍摄这场戏的日子来临了。导演觉得我愤怒的力度不够，于是亲自示范给我看：“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愤怒！”我虽然照着导演的方式做，还是完全不行。导演一直喊着：“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我始终都没办法从他口中听到0K。
    我有一句台词是：“Asia belongs to us ！”意思就是亚洲是属于我们的。虽然说是演戏，不过要说出那样的台词，还真是令人相当为难。然而，既然接下了这份工作，也只得照说，于是导演在一旁不断地喊：“卡！”我则不断地吼着：“Asia belongs to us！”这句台词也让我思考了许多事。
    电影里有一幕是日本昭和天皇要在东京车站欢迎溥仪来访，于是剧组人员匆忙去寻可以饰演天皇的临时演员。选角指导跑遍整个北京，总算顺利到和天皇相似的人选。很巧地，
这名临时演员也是日本人，好像是在北京经营贸易公司还是什么公司。他的长相和胡子，都很像昭和天皇。他是个非常奇特的人，我们聊开来后，他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之前因为工作需要，暂时回东京，结果收到一封自己公司的中国女性员工的来信。内容写着，两个人在北京街上说话时，有人看到去通知了公安。不过，如果他肯和她结婚，一切就没事了。
    我还在想这个人会怎么做，结果他表示自己就那样结婚了。也就是说，那时写信给他的女员工，现在已经成为他太太了。这似乎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不过我自己其实也有好几次类似的经验，和我关系不错的中国女性在街上迎面走来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1986年的中国社会，还是有着我们这些外来者无法窥知的一面。
    剧组所有人辗转在北京、大连、长春三地进行拍摄工作。在北京拍摄时，是租下了货真价实的紫禁城，移到长春之后，则是借用了伪满洲国皇帝实际居住的宫殿。紫禁城里的很多珍贵物品都让蒋介石带到了台湾，不过紫禁城结构对称的宏伟建筑还是令我大为叹服。长春曾是伪满洲国“首都”，因此有着宽阔的大道，而且街道都是采用棋盘式设计，也很有气势。
    我们在长春住的地方是当年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宿舍，要到隔壁栋的建筑甚至得骑脚踏车，可见这里占地之广。宿舍有一间娱乐室，里面摆着撞球台，我在台底看到写有“昭和三年.〇〇公司制”的字样。宿舍里的许多东西都是从二战前保留至今，让我有仿佛经历了时光倒流的体验。
    到了长春，剧组也借到实际的宫殿，拍摄了溥仪“登基”为伪满洲国皇帝的一幕。贝托鲁奇导演表示，希望这一幕的现场能够配上音乐，于是要求我立刻创作“登基仪式”的音乐。
    一直以来，我都是以演员的身份参与拍摄工作，从没想过得创作配乐。我一直对民族音乐很有兴趣，读书时也学过，但是我不太喜欢中国的音乐，也没有写过中国风的曲子，甚至是几乎没有听过。而且，拍片现场缺乏器材，给我作曲和录音的时间大概也只有3天。我向贝托鲁奇导演提出要求：要我写曲，也总得給我钢琴啊。于是，剧组帮我借来了一台旧“满洲”电影协会的钢琴。“满洲”电影协会的前身是“满洲”铁路电影部，是当时的“国有”电影公司。在片厂里有一台直立式钢琴，当地的工作人员用货车运到了我的房间。那台钢琴原先保存状态就不好，又加上一路颠簸地运送过来，所以走音走得很厉害。然而，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在作曲时，几乎是一边想象乐音，一边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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