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术语domestication与foreignization译名之辩
作者:高旭东
来源:《新教育时代·教师版》2018年第05期
作者:高旭东
来源:《新教育时代·教师版》2018年第05期
摘 要:在研习翻译“文化转向”理论的过程中发现,中国译界在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的译名上,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译为“归化”和“异化”。笔者认为其实这并非是译界同仁所达成的共识,而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即直接把哲学、语言学术语译名“拿来”为己所用。乍看起来,此种译名为了达到与其它学科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的目的,而且似乎又显得天衣无缝。但从翻译学科建设的高度上看,显然是不尽人意的,至少是个学术态度问题。笔者试图从这对术语的来龙去脉出发,分析其演变过程,参照其它相关学科的译名,结合翻译学的特点,讨论两个术语合适译名的可能性选择,以期待译界同仁的进一步的讨论。
关键词: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译名
众所周知,没有术语就没有科学,可以说任何一门学科都依赖一定数量的术语才成其为科学,如哲学、语言学、翻译学等。科学发展需要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往往离不开科学论著的翻译,而论著的翻译自然又离不开学科术语的翻译。因此,术语的翻译显然是十分重要的。纵
观国内译界,在翻译学术语翻译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由于译者对术语的理解角度不同,表述方法不同,在众多翻译学术语的翻译上存在分歧,造成翻译学术语混乱的局面。笔者认为这在当下是可以理解的。而笔者所关注的却是于此截然相反的一种现象,那就是翻译界对某些术语在译名上取得的惊人的共识,比如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在笔者能到的翻译学工具书中,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96-97)、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2004,3-4)孙迎春主编《译学大词典》(1999,101-102)、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1997,232-233)都无一例外地将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译为“归化”和“异化”。笔者认为其实这并非是译界同仁所达成的共识,实际上,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即直接把哲学、语言学术语译名“拿来”为己所用。乍看起来,此种译名是为了达到与其它学科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的目的,而且似乎又显得天衣无缝。但从翻译学科建设的高度上看,这显然是不尽人意的,至少是个学术态度问题。基于此,笔者试图从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的来龙去脉出发,分析其演变过程,参照其它相关学科的译名,结合翻译学学科的自身的特点,讨论两个术语合适译名的可能性选择,以期待译界同仁的进一步的讨论。[1]
一、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 的来源及其内涵
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与翻译“文化转向”理论密切相关。是美国翻译家兼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 年提出的,最早出现在其代表作《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 用来表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strategy),以此来实现其翻译的最终目的。而它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813年,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所提出的翻译理论。施氏认为, 翻译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eas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 him.); 第二种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reader in eas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 him.) ( Shuttleworth & Cowie,1997:43-44)。这次演讲被韦努蒂看作是异化翻译兴起的标志, 而这对术语一直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才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而产生。这时的翻译研究已经不再拘泥于从一种语言形式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形式的纯技术的语言转化, 而是从一种文化形式转化为另外一种文化形式的文化“转化”、“阐释”和“再现”,这样翻译研究就被置于社会文化这个大系统中。韦努蒂是针对英美翻译界长期采用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包括除
英语以外西方其他语言)本完全符合译入语(即英语)的文化价值观而有感而发的,目的是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以此来保护弱小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Shuttleworth和Cowie (1997:59) 把domestication定义为:“韦努蒂用来描写翻译策略的一个术语,这个策略采取透明、流畅的风格,为目的语读者最大限度地淡化外语文本的陌生感”(a term used by Venuti to describ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which a transparent, fluent style is adopted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strangeness of the foreign text for TL readers.) 这个策略在翻译中所要做的是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也就是要把源语本土化;还要使源语的文化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约。这样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不列颠百科全书》直接把domestication译为“驯化”, 接着又详细地解释道:“人们按照自己的愿望把野生动、植物品种转化为家养的或人工栽培品种的遗传重组过程。 严格来讲, 驯化指的是人类开始驯服野生动、植物的那个阶段。驯化后的动、植物品种和它们的野生祖先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前者系人类为了满足其自身的特殊需要, 用人工的方法创造的, 它只能在人工的环境中生存。”(l999: 357) 把domestication 的这个解释用到翻译研究上, 就是强势民族及文化会肆意重组甚至彻底改变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点,
使之更好地符合强势语言与文化的规范,以达到对弱势民族及文化进行消解和蚕食的目的。Shuttleworth和Cowie (1997:59) 又把foreignization界定为:“韦努蒂用来定义翻译类型的一个术语,这种翻译类型旨在故意打破目的语的常规,生产出保持原文陌生感的目的语文本。”(“A term used by Venuti to designate the type of translation in which a TT is produced which deliberately breaks target conventions by retaining something of the foreignness of the original”。 这种策略具有以下特点: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文化的规范,有意保留源语中的材料,并在适当的时候选择目的语中的艰涩难懂的古词语和不通顺的文体,目的是在翻译中要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文化特征和语言风格特,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使其感受到异域风情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及其独特魅力。[2]
实际上,在韦努蒂看来,在选择domestication这一翻译策略时,译者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方便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服务,更重要的是在当今文化与语言霸权主义的语境下,要把弱势文化的语言材料翻译成强势文化的语言(主要是英语)材料, 并得到强势文化读者的接受与认同,就要尽可能绕过强势文化的排外性与强制性的这道围墙,因而不得不选用强势文化读者所乐于接受的文化内容与表达形式。韦努蒂把foreignizatio
n 置于文化不平等的大环境下, 并把它看作是对 domestication翻译策略的挑战。 实际上,foreignization策略也应该是弱小民族为避免弱势文化(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化)为强势文化所“驯化”, 使其得以生存下去,并在强势文化中占得一席之地而采取的对强势文化民族实行文化殖民主义政策的一种反抗手段。这样就把翻译当作一种与文化殖民主义做斗争的文化战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策略具有一层反文化殖民的含义。这在当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深远现实意义。[3]
二、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 的译名问题
关于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的译介情况,如前所述各方已达成了惊人的默契。而在术语翻译的评论方面,也是凤毛麟角,难见报端。笔者在能到的翻译学工具书中,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2004)孙迎春主编《译学大词典》(1999)、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1997)都无一例外地将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译为“归化”和“异化”。在讨论这对术语的翻译是否合适之前,我们得首先观察一下“归化”和“异化”在汉语中的解释。[4]
“归化”在《辞海》中的解释如下:“第一种是, 旧称归服于教化。《论衡·程材》: ‘故习
善儒路,正则化英文 归化慕义, 志操则励, 变从高明。’ 引申谓归顺。《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作舟船, 豫顺流之事, 然后发使, 告以利害, 吴必归化, 可不征而定也。’”这种解释大致相当于英语的哲学社会学术语assimilation。另一解释为‘入籍’的旧称。”(1999:3022) 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另一个社会学术语naturalization异曲同工。刘英凯对 “归化”解释是,“翻译的‘归化’则喻指在翻译过程中, 把‘客’籍的出发语言极力纳入归宿语言之‘籍’。”(转引自杨自俭等1994:269-282)。[5]
“异化”在《辞海》中也有两个意思:一是语音上的异化, 是语言学术语; 另一个是“德文 entfremdung(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语) 的意译(疏远化)”, 主要是哲学术语, 其意义与哲学社会学术语alienation相同。(1999:3057 )从以上的解释上看,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中国译界如鱼得水的“归化”和“异化”根本就不是从domestication和 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翻译而来,而是沿用来源于哲学和社会学的两个术语assimilation和alienation的现成译名,不同的是没有采用assimilation的译名“同化”,而是采用naturalization的译名:“归化”。因此讨论用“归化”和“异化”来翻译韦努蒂提出这对新术语,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另外一对翻译学术语assimilation和alienation。[6~10]
这对术语来源于哲学和社会学, 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时间早于domestication和 foreignization。 《不列颠百科全书》给assimilation下的定义是:“民族传统不同的个人或体被融入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过程。通常他们是移民或至今仍是独立的少数民族,由于和主要文化进行接触并参加到主要文化所形成的生活中去,慢慢失去大部分原来文化特点而接受新的文化特点, 变化大到与社会其他成员无法区分的程度。”(1999:546 ) 。
alienation(异化)源于拉丁文alienatio。alienatio在神学和经院哲学中,主要揭示两层意思: 一是指人在默祷中使精神脱离肉体, 而与上帝合一; 二是指圣灵在肉化时, 由于顾全人性而使神性丧失以及罪人与上帝疏远。”(《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1987:1090) 另外,“同化”(assimilation) 和“异化”(alienation)的研究一直也是历时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注连续言语上的“同化”(assimilation)和“异化”(alienation)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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